宏观管理制度的价值取向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WTO带来的挑战，作为全国贫困现象之最的甘肃，在大开发过程中，既没有东南沿海在交通、气候等方面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其完善的“软环境”；既没有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垄断”的特权，和维系资源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完全走“资源富省”之路的可行性，也不能简单“克隆”或“复制”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省份的成功经验。那么，面对滚滚而来的开发大潮，甘肃如何应答？坦途又在何方？

纵缆世界上其他国家落后地区的发展经验和历程，我们发现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能成为限制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制定发展的决定因素往往取决于非物质因素。换言之，治疗贫困的良药不能完全靠外部输血，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原动力之一的高等教育在提升非物质因素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理性地分析大开发时代甘肃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十分必要。回顾甘肃高教的历史，笔者认为在甘肃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背后主要存在如下三种价值取向。

一、国家本位论。它以“人力资本论”和“国家危机论”为思想基础，视教育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认为高等教育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把高等教育作为克服国家危机的“工具”，大开发人才的孵化器，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有效投资的“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轴心组织”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和思想库，国家理应为学术活动提供各种保障。因此，国家有举办高等教育的义务，应当为其提供资金，设立高等教育机构。就管理权限而言，强调国家的统一调控和高校的服从。但是，也存在容易阻碍，甚至压制高等教育制度创新活力等弊端。

二、学校本位论。学校本位论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以传统的大学观念为基础的。即唯学术是重，较少关心社会的要求，大学存在的依据既不在于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也不在于全民族的发展与提高，而在于学术。以认识论为其发展的评判准则，将注意力主要放在高等学校发展的本身，以“学术殿堂”自居，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则，主张学术自由，较少关注和重视高等学校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三、市场本位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甘肃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开始注重高等学校与市场的关系。竞争、自治、质量、效益将逐渐演变为甘肃高等教育思想中的主导观念。但是，甘肃的高等教育仍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伴随扩招力度的加大和大开发的深化，甘肃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现象加重，政府和纳税人倍加珍惜有限的教育经费是否“物有所值”，更增强了竞争观念和质量观念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以新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重新审视高等教育，鼓励高校通过竞争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声誉，获得较多的经费，吸纳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生源。同时，也要求减少国家对学校的干预，给高等学校以更多的自主权作为竞争的一个基本前提。

综上所述，三种不同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程度不同的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特定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以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其出发点的，是强调和偏颇并存，既有所侧重，也有所忽视，难以两全。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得更宽一些，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整个现代历程，基本上是由“精神之用”到“经世之用”的；无论是清末的“师夷制夷”之说，还是“五四”时期矫枉过正式的反传统主义；无论是50年代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还是60年代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无论是80年代“中西之辩”的挑战应战模式，还是90年代的“经济转轨”、“高校扩招”、“西部大开发”，均程度不同地间接反映出宏观管理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基于此，大开发时代的甘肃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系到底应如何构筑，是针对本省的省情和教育自身的问题，有选择地改革，还是一味地对西方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系直接移植和模仿？